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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勋事件后美对华算力管制走向何方?

黄仁勋事件后美对华算力管制走向何方?

2026年11月12日,执掌英伟达三十三年的联合创始人黄仁勋辞去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由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Colette Kress)出任临时首席执行官,资深董事哈维·琼斯(Harvey C. Jones)出任公司历史上首位董事会主席。引发此次人事变动的直接导火索,是《纽约时报》自10月下旬起连续披露黄仁勋与新加坡算力云服务商 Megaspeed 前高管的私人往来及美国情报机构的反情报调查,叠加公司内部高管关系争议,消息发酵两周内英伟达市值回落逾 6000 亿美元。

如果仅从公司治理角度观察,这是一次规避合规风险的高管切割;但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与大国科技博弈的框架下,黄仁勋的离任可谓移除了过去四年横亘在美国国家安全强硬派与跨境商业算力供给之间的最关键协调支点。自 2022 年美国升级半导体出口管制以来,中美算力领域之所以仍保留一定程度的商业缓冲,很大程度上源于黄仁勋主导的双重安排。在产业端,他利用英伟达充沛的现金流与高达 5300 亿美元的表外担保承诺,为全球新兴算力云服务商提供信用背书,维持了庞大的第三方算力租赁市场;在政策端,他长期向华盛顿决策层强调维持中国人工智能开发者对美系软件生态依赖的商业价值,为减配版芯片对华销售及海外机房远程算力租赁争取了现实空间。随着黄仁勋在国安问责压力下离职,加上民主党在 2026 年 11 月中期选举中重夺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美国对华算力管制正由行政部门保留谈判弹性的规章管理,转向国会主导的成文法约束。

就在黄仁勋离职四天后的 11 月 16 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便发布《应对先进半导体远程访问》暂行最终规则,率先将中国企业境外租用先进算力及新马等五国芯片准入纳入许可审查。下一阶段管控将围绕云端远程访问许可、芯片内置位置核验、盟友设备出口对齐以及国会前置审批四个方向同步收紧。

外部监管机制的硬化将深刻改变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资源配置方式。短期内,东南亚与中东等离岸算力租赁渠道的合规清退,将抬高国内前沿大模型团队获取大规模训练集群的成本,促使研发重心进一步向稀疏架构与单次词元生成效率集中。从中长期看,外部算力获取通道的收窄消除了国内头部机构继续观望美系硬件供给的预期,推动核心算法工程力量转入国产算力体系完成软硬件联合迭代。与此同时,过去中美工程师围绕通用图形处理器共同优化全球开源推理框架的协作关系也将随之弱化,全球算力基础设施逐步演变为两套有所联系但独立演进技术体系的前景日渐清晰。

第一章  英伟达权力交接背后的政商结构变化

1.1 反情报审查触发英伟达管理层更迭

在市值超过四万亿美元的大型科技企业中,英伟达长期保持着鲜明的创始人主导特征,产品路线定夺、核心供应链锁单与政府关系斡旋均高度集中于黄仁勋个人。2026 年 11 月 8 日,英伟达董事会就媒体曝光的高管私人关系问题宣布启动独立调查时,声明措辞仍强调对黄仁勋及其管理团队抱有信心;然而仅隔三天,董事会便于 11 月 11 日正式接受其辞呈并立即生效。促使董事会在极短时间内改变态度的核心因素,并非单纯的企业内部伦理争议,而是个人丑闻与跨境算力流向调查交织后引发的国家安全问责风险。

此次争议的核心关联方新加坡数据中心运营商 Megaspeed International,于 2023 年从中国游戏企业剥离重组并成为英伟达官方云合作伙伴,在 2023 年至 2025 年间累计采购了至少 46 亿美元的英伟达硬件,在东南亚建设算力集群并向包括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在内的客户出租算力。尽管中方明确驳斥了有关涉事人员具情报背景的说法,涉事企业也否认存在违规物理转运芯片的行为,但有研究机构基于全球加速器出货与电力消耗模型的估算显示,近年仍有相当算力规模的受限英伟达芯片经由不同渠道进入中国市场。在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与国会相关委员会同时介入核查的背景下,若创始人继续留任,英伟达不仅面临漫长的国会听证消耗,其面向全球市场的出口许可审批也可能遭遇行政冻结。由长期负责财务合规的克雷斯出任临时首席执行官并增设独立董事长职位,本质上是董事会为隔离政治与监管冲击所采取的防御性制度安排。

1.2 创始人信用退潮收紧全球算力融资链条

黄仁勋离任对全球算力供给结构的直接影响,首先体现在英伟达作为行业信用中介功能的减弱。在内部管理上,英伟达过去约有 60 名高管直接向黄仁勋汇报,公司既未设置常规意义上的二号行政主管,也较少受短期财务比率束缚。依托这一决策机制,黄仁勋将英伟达庞大的自由现金流与资产负债表转化成下游算力基础设施扩张的融资杠杆。根据英伟达 2027 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披露的数据,公司表外担保总额已由上一季度的 1840 亿美元大幅增加至 5300 亿美元,其中包含为新兴算力云服务商提供的 360 亿美元“照付不议”容量兜底协议,此外还持有约 990 亿美元的产业链股权投资组合。

从金融机制看,这套表外承诺相当于英伟达用自身信用为下游客户增信。大量本身缺乏投资级评级的新兴算力云服务商与初创实验室,凭借英伟达出具的最低租金保底或机房租约担保,得以按较低利率从债权市场筹集资金,再回流采购英伟达的高毛利硬件。在上游制造端,英伟达单季度的供应链与产能采购承诺额也从 1190 亿美元上升至 2790 亿美元,主要投向高带宽内存与先进封装产能;借助黄仁勋与韩国存储厂商及台湾代工企业负责人的长期直接合作,英伟达得以锁定优先配额并获得低于同业约两成的采购报价。当职业经理人接管经营大权后,公司治理重心自然向风险控制、现金流安全与股票回购倾斜。此前克雷斯在内部决策中便曾对超大规模客户的高风险担保方案持审慎态度,未来英伟达对海外新兴算力云厂商的信用兜底标准势必趋严,那些高度依赖亚洲跨境客户现金流的中小算力运营商将首先面临融资收缩压力。

1.3 华盛顿商业温和派丧失核心政策支点

在企业经营调整之外,黄仁勋的退出打破了华盛顿围绕对华芯片政策形成的内部制衡。过去四年间,美国政策界在对华算力问题上始终存在两种思路:国会两党安全强硬派主张对先进算力实施严格物理隔离,防止任何前沿芯片或算力服务流向中国;而以黄仁勋为代表的产业界力量则反复向行政部门陈述,适度保留合规减配芯片出口与海外云算力服务,能够使中国人工智能研发体系持续停留在美系软硬件架构内,从而降低中国企业全力投入本土替代芯片的商业动力。

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前半段,这一商业逻辑在白宫与商务部内部获得了相当程度的采纳。以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为代表的官员倾向于将芯片许可纳入双边经贸谈判框架,美国政府不仅在 2025 年撤销了前任政府制定的全球人工智能扩散分级限制,还在 2026 年允许英伟达在缴纳 25% 收入分成的前提下逐案申请对华出售部分高性能芯片,同时搁置了多项针对东南亚数据中心的额外许可证规则与实体清单增列建议。然而,随着黄仁勋因涉华合规风波辞职,英伟达在华盛顿的政策游说信誉严重受损,财政部与国会强硬派随即公开批评商务部在出口执法上过于宽松。微软、亚马逊等本就支持限制竞争对手海外芯片销售的美国本土超大规模云厂商,则在政策讨论中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产业界反对全面禁令的最强声音消失后,行政部门内部主张保留政策弹性的温和派已难以阻挡管制全面收紧。

第二章  中期选举后美国出口管制的立法转向

2.1 两院控制权易手打通积压法案排期

英伟达管理层震荡恰逢 2026 年 11 月美国中期选举落幕,政治周期的叠加进一步放大了政策转向的确定性。截至 11 月中旬的计票结果显示,民主党在众议院赢得逾 250 个席位,并在参议院取得至少 54 个席位,将于 2027 年 1 月第 120 届国会开幕时全面接管参众两院的立法议程与各关键委员会主席职位。在美国对华科技管制议题上,两党基本立场高度一致,此前多项芯片与云算力限制法案之所以迟迟未能走完立法程序,症结主要在于国会内部的议程排期与跨议题政治博弈,而非对管制本身存在分歧。

回顾 2026 年年中,参议院在起草《2027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修正案时,曾计划将四项涉华芯片与云算力管制法案一并打包纳入;但由于民主党议员当时不满白宫未经国会授权采取的中东军事行动及国防开支增幅,在 7 月份的程序性表决中投下反对票,使法案仅获 50 票支持而未能达到终结辩论所需的 60 票门槛。中期选举结果揭晓与英伟达事件发酵后,立法推进出现了两个明确的时间窗口。第一个窗口是 2026 年 11 月至 12 月的国会“跛脚鸭会期”,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与外交事务委员会负责人正围绕国防授权法案展开最终协调,力争在年底休会前将各方共识度较高的芯片管制条款保留在最终版本中。第二个窗口则是 2027 年 1 月新国会就位之后,届时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预计重返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职位,而长期推动严管芯片出口的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有望出任拥有出口管制管辖权的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即使部分条款未能在年底挂靠国防法案通过,明年也将获得优先排期并快速推进单独立法。

2.2 管制主导权由行政裁量移交国会立法

下一阶段美国对华算力管控最显著的制度特征,是规则制定权从行政部门的部门规章向国会成文法转移。在既有体制下,美国出口管制的具体技术参数与许可证政策主要由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通过修订《出口管理条例》来执行。这种行政主导模式赋予了总统和商务部长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使其能够根据宏观经贸关系的变化灵活调节审批尺度。例如在 2026 年下半年中美围绕经贸协议延期、关键矿产及农产品采购展开的贸易磋商中,放宽或收紧特定芯片出口许可一直是美方谈判团队手中的可调工具。 

国会正在推进的一系列法案,核心意图正是压缩行政部门在国家安全技术领域的自由裁量空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AI 监督法案》(AI OVERWATCH Act)明确提出,将面向受关注国家出口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审批流程纳入类似对外武器销售的国会监督框架,不仅要求撤销现有相关出口许可证,还规定商务部在发放特定许可前必须提交国会审查,且在两年内不得随意下调受控芯片的技术门槛。面对国会控制权即将更迭以及英伟达事件引发的舆论压力,白宫近期已改变此前对限制自身裁量权法案的消极态度,转而向国会委员会提供具体技术修订意见。对白宫而言,主动参与立法协调既能避免法案条款过度侵蚀外交权限,又能将国会强硬立法转化为双边经贸谈判中的外部约束借口。一旦核心算力限制由行政规章升格为国会法律,未来即便双边经贸关系出现阶段性缓和,美方行政当局也难以单方面松动算力出口限制。

第三章  下一阶段对华算力管控的四项机制演进

3.1 远程访问法案将云端算力纳入出口许可

在具体管制工具上,对现有跨境算力商业模式影响最深远的是《远程访问安全法案》(RASA,H.R. 2683)。该法案已于 2026 年 1 月在众议院以 369 票赞成、22 票反对通过,目前正待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推进或并入国防法案。过去近二十年间,美国出口管制遵循传统的物理跨境原则:只要搭载高端加速卡的服务器实际部署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中东或欧洲的数据中心内,未发生硬件实体的物理转移,中国企业通过网络远程租用这些服务器训练模型,在现行法规下并不属于需要申请许可证的“出口”行为。

从经济利益与安全监控的角度看,这种类似“离岸美元市场”的运行方式原本对美方颇为有利:算力租金收入归属美系芯片商与海外云运营商,服务器物理控制权留在境外从而具备随时断网的条件,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客户的算力调用规模。但 Megaspeed 等案例曝光后,美国国会普遍认为离岸云租赁已成为规避实体芯片禁令的主要通道。RASA 法案通过修订《出口管制改革法》,正式授权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对受控物项的云端远程访问实施许可管理,并要求云算力服务商建立类似金融机构反洗钱合规的客户身份穿透核查制度。这意味着监管边界从传统的海关实体货物查验,延伸至全球数据中心的网络账户与算力分配层面。法案一旦生效,遍布亚太、中东及欧美的新兴算力云厂商若继续向未经许可的中国实体提供前沿芯片远程算力,将直接面临二级制裁与断供处罚。

在国会推进立法的同时,行政部门已于 2026 年 11 月 16 日先行发布《应对先进半导体远程访问》暂行最终规则,新增《出口管理条例》第 744.24 条与第 742.6 条,并正式废止旧《人工智能扩散框架》。新规规定,全球任何数据中心(含共享底层资源的联网数据中心)若向总部或最终母公司位于中国大陆及澳门的企业(含经由第三国子公司或第三方中介代训)提供超过 1,200 万综合总处理性能(aggregate TPP)的先进算力访问,须事先取得逐案许可;存量达标服务须在规则生效后 90 天内正式取得许可,仅纯粹的商业推荐系统可获特定排除(不含任何生成式模型)。此外,新规对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巴西五国增设先进计算物项出口许可(美资母公司可凭按月报告豁免地域许可,但对华分配算力仍受用途审查),并收紧了前端晶圆厂与封测企业推翻未获批设计商芯片分类推定的路径。

3.2 芯片安全法案推行硬件位置强制核验

针对通过第三国中间商拆解、转运实体服务器的灰色贸易链条,美国国会同步推出了《芯片安全法案》(Chip Security Act,S. 1705 / H.R. 3447),该法案已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 42 比 0 全票获批。过去几年,尽管美国执法部门多次查处违规转运案件——例如 2026 年 3 月美国司法部曾就一起涉及约 25 亿美元英伟达芯片服务器的违规转运案提起公诉——但依靠人工追踪全球多级分销网络的执法成本极高,难以从根本上阻断硬件流转。

《芯片安全法案》的解决思路是将执法监督职能前置到芯片硬件架构之中,强制要求所有出口的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和服务器集成防篡改的位置验证技术,并规定许可证持有人一旦发现芯片偏离批准地点或出现人为拆改迹象,必须立即向商务部报告。在工程原理上,这类位置核验主要依托芯片内置的硬件安全密钥与网络通信时延测算:运行中的加速卡需定期与指定验证节点进行加密通信,根据光信号在光纤中的物理传输时延确定服务器所处的地理范围。英伟达此前其实已经推出名为“集群智能”(Fleet Intelligence)的数据中心管理遥测工具,具备监测集群运行指标与物理位置的能力,但此前仅面向申请官方认证的云合作伙伴自愿开放。新立法相当于把这一自愿商业工具转变为法定出厂条件,使合规核查贯穿芯片从出厂点亮到日常运行的全生命周期,大幅提高了通过物理走私获取大规模可用集群的技术门槛。

3.3 多边设备协同法案收紧上游产线扩张

除堵住海外云租赁与实体芯片转运外,《AI 监督法案》(AI OVERWATCH Act)和《硬件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MATCH Act,S. 4281)分别从成品芯片配额与上游制造设备两端收紧了约束。《AI 监督法案》要求先进算力芯片优先保障美国国内市场需求,废除面向受关注国家的存量许可,并通过严格的国会审查阻止芯片企业专门针对管制红线设计减配特供产品。

《硬件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则将重点放在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多边规则统一上。过去一段时间,由于美国单边管制严于盟友标准,荷兰与日本的设备制造商仍可向中国非受限晶圆厂出售部分深紫外浸润式光刻机(DUV)及刻蚀、沉积设备,并提供现场维护与备件支持,这为中国本土扩大先进逻辑芯片与高带宽内存产能留出了窗口。MATCH 法案要求行政部门推动荷、日等盟友将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全面向美方标准看齐,填补设备品类与售后维修服务上的管制差异。荷兰政府已围绕该议题与美方进行了多轮沟通,力求在配合多边安全协调的同时减少美国域外管辖对本国设备企业正常运营的冲击。四项法案相互配合,构成了覆盖制造设备、实体芯片、云端访问与行政审批的完整制度框架。

第四章  算力管制升级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影响

4.1 离岸算力收缩改变大模型训练成本结构

随着英伟达内部合规整顿与美国国会立法进程提速,中国人工智能企业首先面临的是海外算力租赁渠道的实质性收窄。在正式立法落地之前,英伟达为降低自身监管风险,近几个月已主动削减了超过半数的亚洲预批准买家名单,并指导全球云合作伙伴将非中国客户的服务占比提升至 51% 以上,同时要求部分云厂商配合核验最终算力使用方身份。在黄仁勋离任后,东南亚、中东及欧美的新兴算力云运营商出于维护硬件供应与债务融资安全的考虑,势必加快清理涉华高风险业务。过去部分国内研发机构借助海外分布式机房获取最新一代加速卡集群的做法,将面临更高的合规审查门槛与断供不确定性。尤其是 11 月 16 日 BIS 远程算力新规出台后,设备已运抵机房、合同已签署及租金已预付均不再确保服务持续履行,存量服务须在 90 天内取得许可,租用美资海外机房或与推荐业务共用算力亦须重审许可条件。训练高度依赖单一境外集群的国内企业,近期不得不优先落实未使用费用退还、训练数据与模型检查点导出及迁移安排。

硬件获取渠道的收紧,直接改变了国内大模型研发的成本函数与技术选型偏好。当单纯依靠扩充最新制程芯片数量来推高模型规模变得不再经济甚至不可行时,工程优化的重心自然转向提高单位算力的词元产出效率。在模型架构层面,混合专家模型(MoE)中单次激活参数比例的控制、长上下文场景下键值缓存(KV Cache)的压缩以及稀疏注意力机制的改进,成为对冲硬件显存带宽约束的主要手段;在商业落地层面,企业不再盲目追求全能型超大参数基座的重复训练,而是更加注重中等规模模型在垂直行业场景中的推理性价比。算力约束在增加前沿探索难度的同时,也促使行业资金与算力资源更快向具备底层系统工程能力的研发团队集中。

4.2 外部渠道收紧加速本土算力商业化验证

从产业演进的激励机制看,美方全面封堵离岸算力租赁与减配芯片供应,在客观上产生了另一重深远影响:它消除了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外部算力渠道的观望心理,加快了国产算力芯片与本土软件栈的商业化磨合。在半导体行业中,一款加速卡能否从“可用”走向“好用”,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多的一线算法团队在真实的大规模训练和高并发推理任务中持续使用它,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编译器、通信库与底层算子。过去几年,只要企业仍能通过合规减配硬件或海外机房租用到英伟达算力,出于节省代码迁移与调试时间的短期商业考量,多数团队仍倾向于优先使用成熟的 CUDA 环境,导致国产芯片较难进入最核心的前沿模型预训练环节。

随着外部替代通道逐步关闭,迁移至本土算力架构的长期确定性收益开始超过短期工程改造成本,国内头部模型厂商与国产芯片企业的协同深度明显提升。2026 年以来,这一转向已在多个标杆模型上得到验证:2 月,智谱发布的旗舰模型 GLM-5 完全基于十万卡规模的华为昇腾 910B 集群与昇思框架完成训练,并实现了对多款国产加速卡的推理支持;4 月至 8 月间,DeepSeek 推出 1.6 万亿总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 V4,同步开源了针对昇腾处理器深度优化的推理算子与社区插件;6 月,美团发布的 LongCat 2.0 模型同样依托国产算力集群从头完成了预训练流程。当头部商业应用与基础模型持续在国产硬件上运行,软件生态短板便能在高频工程反馈中逐步补齐,原本流向海外算力租赁市场的资金也将回流支撑本土晶圆制造、先进封装与集群互联技术的迭代。

4.3 硬件底座分化削弱跨国开源软件协同

算力管制升级带来的另一项结构性外溢效应,是中美工程界在人工智能开源软件领域的共生关系面临拆解。过去两年间,全球开源大模型生态呈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受限于硬件性能与数量的中国研究团队,为充分挖掘现有英伟达芯片的计算效率,开发并开源了一批高质量的底层通信与矩阵运算库,包括面向混合专家架构的 DeepEP、DeepGEMM 以及月之暗面发布的注意力优化内核 FlashKDA。这些底层软件创新被广泛整合进 vLLM、SGLang 等国际主流开源推理框架中,显著降低了全球中小科技企业与初创公司部署大模型的算力成本。

对于英伟达而言,繁荣的开源模型生态原本是维持其市场地位的重要支撑。由于谷歌、亚马逊、微软等北美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均在大规模部署自研专用芯片,闭源模型巨头对通用图形处理器的长期议价能力不断增强;只有开源模型保持强劲竞争力,全球各地的企业私有化部署与区域云服务商才会持续采购英伟达硬件。黄仁勋在任期间积极支持开源社区,英伟达工程师团队也与中国开源实验室保持了密切的技术磨合。在黄仁勋离职以及远程访问限制推进后,由职业经理人管理的英伟达出于合规审慎与短期财务回报考量,预计将缩减涉华开源技术协作;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研发团队将优化重心转向国产异构芯片架构,其编写的底层算子与编译工具将不再直接适配美系硬件,部分关键性能优化甚至可能转为内部专有技术。跨国开源技术流动的放缓,将在客观上增加西方初创企业获取低成本开源推理方案的难度。

第五章  全球算力基础设施的长期演进趋势

5.1 单一硬件架构主导地位逐步松动

从全球科技产业演化的长周期审视,黄仁勋卸任英伟达首席执行官,标志着由单一企业、单一创始人及单一软硬件生态主导全球算力扩张的阶段告一段落。过去十余年,全球人工智能计算建立在高度一体化的跨国分工之上:依托台湾地区的先进晶圆代工、韩国的高带宽存储芯片、英伟达的并行计算架构与 CUDA 软件体系,再结合中美两国庞大的工程人才储备,全行业得以沿着统一的技术标准快速迭代。黄仁勋凭借创始人的战略魄力与商业手腕,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尽力维持了这一跨国商业网络的运转;他的离开表明,企业层面的商业斡旋已无法继续对冲大国安全竞争带来的制度性分割。

在接下来的产业周期中,全球算力市场将同时经历横向竞争扩散与纵向区域分化。在西方市场内部,步入职业经理人治理阶段的英伟达将更加注重资本开支纪律与股东回报,过去依靠创始人个人承诺大规模锁死上游存储与代工产能的做法将有所收敛,预计到 2028 年前后将有更大比例的先进制造与存储产能流向云巨头自研专用芯片及博通、AMD 等竞争厂商。在跨国格局层面,若美国国会通过成文法封堵远程云访问并强制植入芯片位置核验,过去连接东西方算力供需的灰色中间地带将消退,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将更可能演变为美系生态与本土自主生态各自独立演进的二元结构。

5.2 系统工程能力成为算力竞争核心尺度

出口管制立法的全面升级固然会在未来数年内给中国获取尖端半导体设备与算力硬件制造持续障碍,但算力基础设施的长期竞争力并非仅由单颗芯片的制程节点唯一决定。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逐步由早期的大规模预训练拓展至高频复杂推理与产业级部署,衡量算力体系效能的标尺正在从单卡峰值浮点算力,转向涵盖集群高速互联、电力能源供给、算法架构效率与行业场景落地的综合系统能力。

在单颗芯片制程受到外部设备限制的条件下,系统级工程创新提供了明确的突围路径。通过高带宽光互联与超节点技术将大规模国产加速卡组网协同,利用中国在发电装机容量、电网调配与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成本优势分摊集群能耗,并结合算法层面对计算与通信冗余的持续压缩,完全能够在集群整体吞吐与单次词元推理成本上弥补单卡物理性能的差距。黄仁勋辞职事件所触发的美国对华算力管控升级,在关闭外部便利算力通道的同时,也促使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将资源更集中地投向底层硬件制造、系统软件编译与高价值行业应用。在两套技术体系平行演进的新阶段,真正决定长期产业格局的,将是哪一方能够以更可持续的能源与资本投入,将算力稳定转化为实体经济的生产率增益。

来源:上科大Think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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