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经营环境的改善，开始反映在大型银行生存力评级的上调中。

10月27日，惠誉上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和邮储银行的生存力评级，六家均上调一个子级。

生存力评级主要衡量银行独立经营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六家评级集体上调，意味着惠誉对中国大型银行信用实力的评价整体改善。

枢纽注意到，此次调整还伴随中国银行业经营环境评分上调。

在惠誉的评级框架中，经营环境会影响对银行业务、风险和财务状况的评估。

这项评分上调为六家银行评级同步提升提供了共同背景，各家具体的评级落点则由自身经营和风险表现体现。

行业环境转好

具体到评级档位，工行、农行、建行和中行由“bbb”升至“bbb+”，邮储银行由“bbb-”升至“bbb”，交行由“bb+”升至“bbb-”。

六家银行同步获调，背后是对中国银行业整体经营环境的重新评价。

惠誉指出，中国银行业的影子银行风险收敛、信息透明度提高、信贷纪律加强和监管框架完善等结构性变化，改善了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条件。

这些变化改善了银行识别和约束风险的条件。风险敞口更透明、信贷扩张更有纪律，也为评级机构判断中国银行的资产质量和承压能力提供了依据。

信贷增长节奏，提供了一个可量化的观察窗口。

惠誉9月的分析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业贷款增速为5%，低于2024至2025年的7%。报告预计，2026至2028年贷款年均增速约为5%，与名义GDP增速大体一致。

信贷增长回归更平稳的节奏，有助于稳定中国银行体系的杠杆水平，也使风险积累更可控。

风险约束不仅体现在信贷增速上，也体现在制度安排中。

8月28日，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房地产信贷管理新规，要求开发贷款实行主办银行制，由一家银行或银团牵头行负责单个项目的资金管理；

贷款按项目建设进度和风险情况分批发放，项目资金实行封闭管理，为银行跟踪资金去向、约束资金挪用提供了更明确的制度安排。

经营环境评分的上调，在此前的评级判断中已有铺垫。

今年1月，惠誉在中行报告中，将中国银行业经营环境进一步改善列为上调中行生存力评级的条件之一，并提出银行风险偏好和财务指标需要持续改善。

9月的分析仍将中国银行业经营环境评分列为“bbb-”、展望稳定，同时指出，持续的结构性改善为评分上调创造了空间；

至10月27日，中国银行业经营环境评分上调，并与六大行生存力评级同步提升。

枢纽注意到，今年以来惠誉、标普等机构的正向评级行动也涉及多家股份行。

例如，9月标普将中国银行业国别风险评估（BICRA）由第6组上调至第5组，并上调交行、浦发、民生和华夏的评级，同时将中信银行评级展望由“稳定”调至“正面”；

此前，惠誉在4月上调中信银行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7月又调整了兴业、浦发、招商、中信和光大等股份行的评级。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当前中国银行业经营环境的改善趋势已经确立，但转向节奏偏缓，更多体现为结构性变化，而非周期性反弹。

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亦表示，当前中国银行业处于阶段性修复中的结构性改善阶段，尚不能断言信用趋势已全面转向；

他指出，房地产风险、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和净息差压力仍会制约银行盈利和资产质量，后续还要看不良贷款生成、资本补充和盈利改善能否持续，判断这轮改善能否进一步巩固。

各家支撑不同

行业经营环境评分上调，解释了六家银行为何同步获调；

但具体到每家银行，业务结构、风险状况和财务表现，仍旧构成了各自的信用支撑。

对工行、农行、建行、中行，惠誉的评价集中在业务优势、风险状况和资产质量改善，以及盈利韧性和融资能力。

例如，工行的风险状况、资产质量、融资与流动性三项评分均获上调，评价覆盖风险承担、资产表现和资金来源多个环节。

邮储银行的支撑更多来自零售与县域金融业务基础，以及风险状况改善；

交行的上调则与业务状况提升、资本实力增强和盈利稳定性改善有关。

六家银行共享行业环境改善带来的支撑，个体经营基础则决定了各自的评级落点。

这些评级判断，也能在近期财务表现中找到对应。

2026年上半年，六大行归母净利润合计约7126亿元，且均实现同比增长；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二季度国有大行净息差为1.31%，较一季度提高2个基点。

利润和息差为银行积累资本提供支撑，资产质量与资本水平则关系到其吸收损失的能力；

截至6月末，六大行不良贷款率在1.00%至1.30%之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在10.04%至14.24%之间。

惠誉确认六大行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为“A”、展望稳定，这项评级还考虑政府支持等外部因素。本次上调的生存力评级，则聚焦银行的独立信用实力。

这可能影响市场对银行融资风险的判断。

远东资信国际部资深分析师赵雪净表示，生存力评级上调有助于改善市场对大行独立信用风险的认知。

她认为，从中期看，这一变化理论上可能对境外发债、总损失吸收能力相关债券及二级资本债的发行定价形成正面影响，为银行融资和资本补充带来积极作用。

曾刚认为，境外美元次级债，尤其是二级资本债，可能较早反映生存力评级上调。

曾刚表示，这类债券的受偿顺位低于高级债，定价对银行独立信用和资本实力的变化更敏感。高级债价格则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政府支持预期，评级上调带来的新增利差压缩空间可能有限；

他同时提醒，评级上调并不代表市场利差已经收窄，实际影响还要看债券条款、流动性、市场是否提前计价以及整体风险偏好。

行业风险治理改善提供共同推力，经营、盈利和资本基础提供个体支撑，两者共同构成六大行此次集体上调的逻辑；

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风险治理的改进也正转化为评级机构可识别的信用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