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鑫科技一上市,合肥国资账面浮盈突破万亿。
有人粗略算了一笔账:
合肥地方债余额大约3000亿,财政收入近1000亿。这万亿账面财富,相当于合肥近一年的GDP、12年的财政收入,可以还清4次地方债。
不少自媒体顺势得出结论:
土地财政走到尾声,各地政府可以复制合肥模式,靠着投资高科技企业打造“股权财政”,找到新的财政收入来源。
很多解读只盯着万亿浮盈这个抓人眼球的数字,刻意忽略整套模式背后苛刻的前置条件。
01
合肥的成功,本质上是个“幸存者偏差”。
先别盯着万亿浮盈流口水,不妨看看合肥踩过的坑。
长鑫科技从2016年启动到上市,承受了近十年的亏损和不确定性,累计亏损超过360亿元。
更扎心的是,合肥自己也并不是百发百中。
熔盛重工、赛维光伏、未名生物、露西科技这些早期投资,照样损失惨重。只不过长鑫赢了,掩盖了所有的失败。
把一次成功的豪赌包装成一套可复制的模式,这是对成千上万跟风城市的极致不负责。
别的地方不说,就说几个著名案例。
武汉弘芯,号称总投资1280亿,被列为武汉市2020年重大在建项目第一名,最后烧掉153亿停摆。

操盘手曹山,在珠海搞逸芯、在湖北搞天芯、在济南搞泉芯——同一个套路,把不同地方的国资一次又一次拉进同一个坑里。
江西宜春投哪吒汽车,国资和平台公司投了近23亿,造车三年亏了183亿,2026年3月被法院裁定破产清算。
宜春经开区招商负责人自己都说“几方面都是输家”。工厂闲置、生产线落灰、国资承压,一地鸡毛。
还有成都格芯、南京德科码、济南泉芯……名单长得能写一本书。每一个项目背后,都是几十亿、上百亿的国资打了水漂。
这些城市当初立项的时候,哪个不是信心满满?结果呢,签约仪式上口号震天,实际到位资金少得可怜。
合同上的天文数字,不过是某一届地方主政者写给自己政绩的期权。这就是“股权财政”在绝大多数城市的真实面目:
不是产业投资,是政绩赌博。
02
网上股权财政喊得震天响,但真正能落地的,远比想象中难。
第一难:手里没好牌,根本凑不齐参赛筹码。
一个城市想靠股权减持补充财政,前提是手里得有价值高、占比大的上市公司股权。
但现实是,优质上市公司天然向一二线城市集中。北上广深杭成武宁合,这些地方攥着全国绝大部分优质上市国企股权。
而普通地级市呢?
朱在90年代末主导的国企改制,98.5%的地市及以下国资企业要么倒闭了,要么改制卖给私人了。
现在保留下来的地方国企,基本都是省属一级的。普通地级市的国资手里,值钱的上市资产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
连“减持”的资本都没有,谈什么股权财政?
广州作为一线城市,截至2025年底国企资产总额7.9万亿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42家,确实有底子。
但放眼全国,有几个广州这样的城市?绝大多数地市连起跑线都站不上去。
第二难:资产收益率太低,养不活自己更养不了财政。
这是最现实的难题。大量地方国企集中于城投、建筑、公用事业、资源开采这类传统行业,盈利能力弱得可怜。
这点收益率,别说投资增值了,连维持国企自身运转都要靠财政补贴。指望它们变成“政府投行”去搞风险投资,底气从哪来?
更关键的是,国企利润跟财政之间还隔着一层。
利润要先用于还债、再投资、发工资,最后能上缴财政的比例低得可怜。而央企利润直接上交中央,跟地方无关。地方国企那点利润,塞牙缝都不够。
根据公开数据,全国土地收入从2021 年的 8.71 万亿,腰斩至到2025 年的4.15 万亿,这个窟窿靠国企利润来补?算算账就知道不现实。
第三难:退出机制太脆弱,资本市场一感冒股权财政就抖三抖。
股权投资的逻辑,是投进去—退出来—赚差价。
退出渠道高度依赖资本市场行情。市场好的时候皆大欢喜,市场一旦转冷,IPO收紧、定增困难,你的股权就砸手里了。
合肥幸运地踩准了半导体和新能源的高景气周期,但如果周期判断失误呢?你投的项目还没等到上市,行业先崩了,巨额投资被套牢。
到那时候,财政不仅没增收,反而背上沉重包袱。
股权投资的风险,跟卖地完全是两码事:
卖地是现货交易,钱货两清;股权投资是期货交易,十年后才见分晓。这十年里什么变故都可能发生。
第四难:人才和机制跟不上,让外行领导内行。
市场化投资需要懂产业、懂金融、懂法律、懂技术的专业团队,需要灵活的激励机制和透明的考核体系。
但很多地方国企的薪酬水平远低于市场,用人机制僵化,根本招不到真懂行的人。
更要命的是:
决策机制。
一个项目从立项到投资,要过党委会、董事会、投委会层层审批。等到流程走完,市场机会早就过去了。
而那些真正懂市场、敢于拍板的人,在体制内往往待不住:薪酬低、约束多、责任大。
留在位置上做决策的,很多是既不懂产业,也不懂金融的行政干部,看项目靠感觉,做决策靠魄力。
你说这样的投资团队,能投出下一个长鑫吗?不投出下一个弘芯就不错了。
第五难:权力寻租的灰色空间太大,容易变成利益输送的通道。
政府做投资,天然面临一个困境:权力太集中,监管跟不上。
一个招商引资项目,从接触到签约到出资,涉及大量行政审批和资源配置。
如果没有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严格的问责制度和透明的信息披露,所谓的“产业引导基金”,很容易变成某些人上下其手的工具。
项目黄了亏的是国资,项目成了功劳是领导的。
这种“赚了算我的、亏了算国家的”玩法,最终买单的还是纳税人。
国办54号文为什么要求“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本质上就是要堵住这个漏洞。
防止有人打着“股权财政”的旗号搞隐性举债、名股实债、利益输送。
03
综合上面几难,结论很清晰了。
全国真正具备玩股权财政条件的,无非就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合肥、武汉、成都等极少数城市。
其他90%的地级市、县城,要资产没资产,要人才没人才,要机制没机制,连参赛资格都没有。
广州能玩吗?
能。但也玩不大。
7.9万亿资产、0.5%的收益率,42家上市国企,真正能减持补充财政的额度有限。
更何况广州还要面对巨大的城市建设、公共服务、民生保障支出压力,每一分钱都有去处。
连广州这样的城市都如此吃力,那些财政收入锐减、债务高企的三四线城市,凭什么觉得自己能靠股权财政翻身?
我不是反对地方政府做产业投资,而是反对一窝蜂、无脑跟风,把“合肥模式”当成万能灵药。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与其拿着有限的财政资金,去热门赛道赌一把,不如老老实实把营商环境搞好,把现有产业做精,把公共服务做优。
招商引资的真正竞争力,在于产业配套、政务服务与制度环境,而不是赌一个明星项目。
至于股权财政能不能替代土地财政,短期恐怕很难。
土地财政再怎么说也是卖一块地收一笔钱,确定性高。股权投资呢,可能赌中一个长鑫,也可能踩中一百个弘芯。
别看着别人中奖就盲目下注,赌场里最赚钱的永远是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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