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节索引

01.财阀与国家：一段没有走完的修正

02.李在明经济学与半导体大扩张的错位

03.被市场检验的增长目标

04.个人思考

2026年6月29日，李在明与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SK集团会长崔泰源在青瓦台迎宾馆并肩出席“大韩民国大跃升三大超级项目国民报告会”。三方共同宣布的投资规模惊人：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将分别投入约400万亿韩元，合计800万亿韩元，约合5750亿美元，在光州等地新建四座存储芯片工厂，同时在忠清地区建设先进封装产业集群。半导体、物理AI、AI数据中心，被官方定义为韩国产业升级的三大轴心。这场投资发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竞相加码芯片产业政策的背景下，美国和欧盟都在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争夺先进制程产能，韩国的选择，某种程度上也是这场全球竞赛的一部分。

发布会的规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韩国经济史上另一个熟悉的场景：国家元首站在企业集团领导人身边，共同宣布一项举国体制式的产业投资计划。类似的画面在韩国并不新鲜，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到今天的半导体扩张，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治理模式。区别在于，过去十几年里，韩国官方话语一直试图和这种财阀集中模式保持距离，标榜要修正大企业主导的增长方式。2026年这场半导体大扩张，究竟是延续了这种修正的努力，还是意味着一种旧逻辑的回归，把它放到今年以来韩国经济政策的整体脉络里看会更清楚：从年初的增长战略部署，到6月的三大超级项目发布，再到7月中旬正式成型的宏观目标，半导体产业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主线。要看清这条脉络，需要先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韩国国家和企业集团之间关系的几次转折。

财阀与国家：一段没有走完的修正

韩国产业政策的起点通常追溯到朴正熙时代。从1960年代开始，朴正熙政府选择了一条国家主导、企业集团执行的工业化路径，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税收优惠和市场准入，把资源集中投向少数几家企业集团，换取这些企业在出口和产能扩张上的高速增长。朴正熙任内经常亲自主持与各大企业集团会长的联席会议，直接拍板重大投资方向，这类国家元首与财阀领导人同台的场景，后来成为观察韩国国家与企业集团关系的一个标志性画面，也是栗子认为在文章开头那场发布会让人感到似曾相识的原因。

比较政治经济学界通常把这套体系称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用来概括战后东亚部分经济体依靠国家力量压缩式追赶发达国家的路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史研究都用过这个框架，核心特征是国家直接参与资源配置、挑选重点扶持对象，扮演产业升级组织者的角色。韩国从战后的农业经济成长为造船、钢铁、电子产业强国，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汉江奇迹”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这套模式的产物，也造就了三星、现代、SK这样体量惊人的企业集团。

这套模式的代价也一目了然，财阀集中度越来越高，中小企业长期处于财阀供应链的从属位置，议价能力有限，国民经济的多数增长成果集中在少数几个家族控制的企业集团手中。朴槿惠2013年就任总统后，把纠正这个结构性问题作为执政的核心议题之一，提出了“经济民主化”和“创造经济”（창조경제）两个相互关联的政策方向。重点在于以中小企业为中心，试图纠正财阀（三星、SK等大企业集团）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的结构性问题，同时通过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催生新兴创业生态。朴槿惠的经济学说的方向是限制财阀的市场支配地位，扶持中小企业和创业公司。

经济民主化的具体动作集中在财阀监管领域，包括限制企业集团内部的循环出资、规范关联企业间的不公平交易、加强公平交易执法。创造经济则试图在传统财阀经济之外，扶持一个以信息技术和创业公司为主体的新经济增长点，减少整个国民经济对少数几家企业集团的依赖，为此朴槿惠政府专门新设了未来创造科学部这一部委，统筹相关政策制定。

“创造经济”（창조경제）提出一年多以后，从政府部门官员到高校学者，公开承认说不清楚这个概念具体所指的情况并不少见，多家韩国媒体在当时用了“模糊”这样的词来形容这项政策。财阀监管方面的动作，也在后续几年里遇到企业投资意愿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的现实压力，执行力度逐渐放缓。朴槿惠本人的政治生涯，后来因另一桩与企业集团密切相关的政治丑闻而提前终结，这也让她本人力推的财阀监管努力显得充满矛盾。种种迹象说明，这次修正的实际成效相当有限。

文在寅和尹锡悦两任政府在半导体产业政策上，基本延续了国家主导支持的路径，文在寅2021年提出“K-半导体战略”，尹锡悦任内推动半导体相关的税收优惠立法，两任政府都把巩固三星和SK海力士的全球竞争力放在优先位置，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财阀集中的产业结构，也没有再提出过朴槿惠式那种以中小企业和创业生态为重心的替代路径。到李在明就任总统前，围绕财阀与国家关系的这场修正努力，整体上处于一种未竟状态，纠正的方向没有被推翻，但也没有真正完成。

李在明经济学与半导体大扩张的错位

李在明在担任城南市长和京畿道知事期间，就以推行地方货币和普惠式社会保障构想著称，这些主张后来被概括为“基本社会”理念，强调发展成果应当更均衡地覆盖到地区和不同阶层。这条政策脉络延伸到他就任总统后提出的经济框架里，这套框架在韩国政策研究机构和媒体讨论中已经开始被称为“李在明经济学”（이재명노믹스）。其核心诉求，是把增长方式从大企业中心转向地区经济、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官方表述是要克服“K字型两极分化”，让增长的成果不再只流向少数头部企业和资本密集地区。这个诉求在语言上，和朴槿惠当年的经济民主化几乎是同一个问题意识的延续，都是在承认财阀集中带来的分配失衡，并试图从政策层面加以纠正。

但落到2026年最重要的具体行动上，情况出现了明显的错位。半导体、物理AI、AI数据中心三大超级项目，是李在明政府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动员资源最多的产业政策动作，其中分量最重的仍然是半导体。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在光州地区合计投入800万亿韩元，建设四座存储芯片工厂，政府同期还公布了忠清地区约81万亿韩元规模的先进封装产业集群计划，配套提供审批提速、电力和供水基础设施保障、税收优惠。两家企业争夺的核心产品是高带宽存储芯片，也就是HBM，这是训练和运行人工智能大模型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也是本轮全球芯片需求扩张最核心的增长点，官方规划里还包括面向未来十五年、超过30万亿韩元的前瞻布局，用于抢占目前市场规模尚小但成长潜力突出的前沿芯片赛道。

这场投资以“均衡发展”为名，光州和忠清所在的区域长期是韩国经济版图上相对边缘的地带，官方叙事强调新建产业集群将带动地方就业和区域经济。但从资金流向和决策主体看，真正获益和主导投资的仍然是三星和SK两家企业集团，地方政府和中小企业更多是配套角色，承接的是产业链外围环节，核心决策权握在两大企业集团手中。

李在明经济学在话语层面继承了朴槿惠未能走完的修正路径，但在最具体、投入资源最多的旗舰行动上，选择的却是朴正熙式发展型国家的老办法，把国家资源进一步集中投向头部企业集团，理解2026年韩国经济，绕不开这一层错位。半导体产业本身具有极高的资本和技术门槛，全球范围内能够参与高端存储芯片和先进封装竞争的企业屈指可数，韩国如果要在这一轮人工智能驱动的芯片需求扩张中保住既有优势，除了依靠三星和SK这两家已经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集团，短期内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中小企业和地方经济可以是政策叙事的落点，却很难成为半导体竞赛的执行主体，这种错位更接近一种在现实约束下的妥协。

2026年7月14日，韩国政府发布“下半年经济增长战略”，正式提出“3·4·5”经济发展愿景，目标是在总统任期内实现潜在增长率回升到3%、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四、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万美元。这份文件把今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预期从年初的2.0%上调到3.0%，经常账户顺差预期上调至290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韩国出口在6月首次实现单月突破1000亿美元。这些数字共同指向同一个结论：半导体景气正在成为实现李在明经济学宏观目标最主要的现实条件，而这个条件本身，恰恰是财阀集中模式的产物。分配导向的政策目标，最终要依靠加强财阀集中的产业行动来实现，这个悖论构成了2026年韩国经济发展最值得关注的内在张力。

被市场检验的增长目标

把半导体繁荣当作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本身包含着不小的风险。“下半年经济增长战略”在提出乐观增长目标的同时，也把“无就业增长”和两极化列为需要正视的课题，即便实际增长率预期从2.0%上调到3.0%，新增就业人数的预测反而从16万人下调到15万人。 半导体产业资本密集、就业吸纳能力有限的特点，意味着账面上的增长加速，未必能转化为财阀之外的多数人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收入改善，这恰恰是李在明经济学最初想要解决的问题。更深层的压力来自潜在增长率本身的下滑趋势：官方预测显示，韩国潜在增长率今年约为1.7%，明年将进一步降至1.5%，这和“3·4·5”愿景里潜在增长率回升到3%的目标之间，存在约两个百分点的差距，短期内很大程度要靠半导体等少数产业的超预期表现来填补。

支撑这一轮扩张的市场情绪本身也显露出脆弱性。进入7月以后，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经历了多次剧烈波动。7月2日，美国大型科技公司Meta宣布计划利用闲置人工智能算力资源开展云服务业务，这条消息被市场解读为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可能不如预期旺盛，当天大盘收于7648.09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655.32点，跌幅达7.89%，盘中触发卖出Sidecar机制，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两只权重股首当其冲。五个交易日后的7月7日，指数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正式熔断机制，全部交易暂停20分钟，这是当年第六次触发类似机制，科斯达克指数同期也同步走弱。到7月13日，韩国股市又一次因半导体相关利空和外资集中卖出触发熔断。半个多月内接连出现三次剧烈波动，在韩国股市历史上并不常见，共同说明一旦支撑半导体超级周期的全球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叙事出现动摇，建立在这个叙事之上的增长目标和分配承诺都可能同时承压。

这也暴露出另一层结构性风险：韩国半导体景气的定价权，很大程度上握在少数几家美国科技公司的资本开支决策手中，一则关于业务调整的传闻，就足以牵动三星和SK海力士两家公司的股价。对单一需求来源的依赖，本身也是资源过度集中的另一种表现，这一次集中的是需求端，供给端的企业集团层面同样如此，两层集中叠加在一起，构成了这一轮扩张更深的脆弱性。

半导体大扩张能不能真正兑现李在明经济学的分配诉求，取决于这场景气周期能持续多久，也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是否在景气顶点之外，为财阀之外的经济主体留出真实的资源和空间。把评价角度从国家战略转向市场现实检验，这是2026年韩国经济发展留给下半年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个人思考

栗子在想的一个问题，是这套体系里一个更基础的时间错位。韩国宪法规定总统单任五年，不得连任，这项设计当初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朴正熙式的权力无限延续。“3·4·5”愿景也明确写着要在“任期内”达成，这样选民才能在同一位总统身上追责。但支撑这些目标的产业布局，时间尺度要长得多：光州的存储芯片工厂从动工到投产需要好几年，面向前沿芯片赛道的规划期长达十五年，远远超出任何一届政府的任期。等到这些投资的实际分配效果真正显现出来，无论是切实带动了地方就业，还是只巩固了两大财阀的地位，当初拍板的这届政府大概率早已卸任，接任的政府未必延续同一套优先级，选民想追责，追责的对象可能已经换了好几任，中间也很难说清楚哪一部分成果或者代价，应该记在谁的账上。

发展型国家理论最早是用来解释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通产省协调资源、扶持特定产业赶超欧美的做法，一度被视为这套模式的原型。但在这里又再次不得不提的是日本从九十年代开始经历了所谓“失去的几十年”，通产省式的产业协调后来被不少学者认为已经跟不上时代。韩国这边却始终没有真正放弃这套模式，从朴正熙到李在明，中间换了好几届政府，核心逻辑几乎没有变过。同一套理论原型，在两个国家走出了不同的轨迹，这个差异本身也值得追问：是制度设计的差别，还是两国各自面对的产业周期本来就不一样。

越是需要长期资本投入的产业，越依赖国家出面协调和背书，但恰恰是这类产业，最不适合用选举周期去问责和纠偏。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新能源这些领域现在都面临同样的逻辑，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给英特尔和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提供大额补贴，欧盟也推出了自己的芯片法案，思路和韩国如出一辙，都是用财政补贴和产业立法把政府和头部企业绑定在同一条长周期赛道上。发展型国家原本被理解成一种追赶阶段的过渡工具，理论上追上之后国家应该退出，可如果连已经站上技术前沿的经济体都在往这个方向靠拢，这套逻辑或许从来就没有真正的退出机制，只是从“追赶”换成了“保持领先”这样一个更好听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