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虹玫:华为的漂流儿童

4年前发布来源:证券时报作者:马虹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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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如虹】

  社会或者业界,总是把关注的目光聚焦于华为公司本身,它的业绩,它的管理理念,它的科研水平,以及华为掌门人的神秘低调等等。而其身后的员工个体、员工家属,以及此文中的漂流儿童,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故事,是否也应该加以注视?

  “华为要跑了”,“华为不跑”……伴随着华为掌门人任正非接受新华社采访内容的传播,各种各样分析的、揣测的网文喧腾于互联网上。

  实际上,华为一直在发展,从来没有停下全国乃至全球化的布局。华为在海外设立了22个地区部、100多个分支机构,在美国、印度、瑞典、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地设立了17个研究所,全球还有36个培训中心。

  在这组傲人的数字背后,是否有人想过,有多少华为员工奔走迁徙于这组数字中?他们的妻儿老小又是何种状态?有人想过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的话题吗?

  经由媒体报道,“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入公众视野引起国家相关层面的关注。近年来,跟随父母外出务工的“流动儿童”也渐渐进入公众视野。据统计,我国目前有3581万流动儿童,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未来。

  不知道这个统计数据里面有没有包括跨国漂流儿童?如华为外派员工的子女们。暂时没人做过相关统计,但身边一些华为人的孩子,他们往往跟随父或母工作的调动,在世界各地迁移着,因此将其命名为“华为漂流儿童”是恰当的。事实上,漂流儿童这种提法也是我首提,因为这个群体,既非留守儿童,也不是流动儿童,与这两者相比,华为漂流儿童具备如下几点特征。

  他们的父母在自身素质、受教育程度、经济实力、个人追求等方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他们的流动,基于父母工作地域的变动而变动,华为内部,将这种现象称为“随军”。

  跟随父母前往发达国家的漂流儿童,多于前往落后地区如非洲等地的儿童。这与他们父母对教育和生活环境的高品质追求分不开。

  在貌似高大上的海外漂流过程中,这个群体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理应引起人们的关注。简单说来,大概有如下几项。

  教育相关的艰难选择与安排,国内外教育模式的差异性如何衔接?具体又可细分为很多部分,如语言、文化观、生活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

  与生活所在地圈层的融入程度,跨人种和国籍的小伙伴们如何相处?是否能发展出超越国籍与人种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维护会不会涉及到意识形态层面的交集与对立?孩子可能有在面对中外观点截然相反的历史文化教育方面的困惑,由谁来解决与释疑?

  不同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漂流儿童在适应新环境、新生活方式时出现困难,当地是否有足够的社会力量来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父母又该如何寻求这些力量的帮助?

  漂流儿童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发展是否健康?父母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在应付异国生活之余来关注孩子的心理成长?

  问题太多,一下子给不出答案。那么不妨让我以个案为例,展开此话题讨论。

  美君,两个孩子的妈咪。在老大即将上小一,老二上幼儿园小班时,选择随军,去往东欧某国。

  经历了两次转机,合计飞行15个小时,才抵达目的地国家。长途飞行对大人都是考验,何况对于当时还不满4岁的老二。

  华为在该国驻地城市有地区部和代表处,倒也算人员众多,但因各种原因,中国外派员工居住分散。当地学校以本国语言(非英语)授课,为了孩子的将来,外派员工及其家属,不得不把孩子送进收费更高,但更为国际化的国际学校接受教育。

  美君一家为孩子选择了英国国际学校,皆因该校在中国内地深广沪等地都有分支机构,理论上讲,即使日后回国,也能承接对应的有继承性的教育。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每个孩子每年十万元起的学费,且该费用随着年级升级而上涨。为了孩子上学方便,美君一家在该校附近租房。其他的一些随军家庭,有人选择美国国际学校,或者加拿大国际学校,大家因此分散居住。

  由于分散居住带来如下几个问题:一、住房成本增加,在公司的住房补贴基础上,个人还得再掏腰包;二、孩子缺少玩伴,对于儿童的心理成长和社交能力培养带来负面影响;三、使得美君这样的随军主妇,交际圈子狭窄;四、每天忙于孩子上学放学,午餐还要做饭送到学校去,美君没有更多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其它兴趣爱好;五、当地通用语言非英语,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店员、街坊等当地人存在语言交流障碍,因为双方都只能说一些很简单的英语,不能进行深度交流,不能较深入融入当地圈子。

  孩子是有语言天赋的,华为人的孩子自然也不例外。美君的两个孩子在国内接受的英语教育相当有限,但在该英国国际学校,孩子们很快适应了英语教育。但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孩子们的中文水平开始受到影响。美君的两个孩子,在家里说中文的语序都不太对了,更别提中文书籍阅读和汉字书写。一些在别国接受教育的孩子,他们的母亲则说“孩子已经不大会写汉字,看起来更像在画字”。这种现象引起了美君的警惕。美君的大孩子在回国上三年级的时候,因为语文(汉语)程度偏低,差点被学校拒之门外。美君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请家教给孩子猛补中文。因为孩子的中文水平,又导致了不能完成数学题,如需要理解题意的应用题。

  华为的漂流儿童,在出国时要从母语“中文”过渡到更为国际化的语言,如英语、法语等;两三年的学习之后,如果家长工作区域变动,比如从英语区调到非英语区,同样的教育难题又摆在家长面前。选择何种学校?接受哪种系统的教育培训?要知道,华为的外派员工,通常在某地工作三五年的时间,就又面临调动。如果回国,孩子回来同样还要再过一次语言关,这次是学习自己的母语――中文。

  这当中的纠结与折腾,不仅仅是财力的投入,更涉及到孩子的教育规划,是否长期在国外生活?是否从小到大都接受国外教育,从此把中文作为外语?是否接受国外高考的挑战?这些问题困扰着每一位跨国漂流的学龄孩子的父母。

  即使这些都能解决或暂时解决,世界各国,不同的历史观、价值观等冲突,会让孩子和家长产生断裂感。日本教科书中对二战时期的历史问题的论述与国内有差异和冲突。身在日本的家属表示,他们无法也无力给孩子做出合理化的解释。只是感觉到在别人土地上,一种绝对的少数派被不公正地对待。这潜伏于平静、发达、繁荣的生活表象之下的深深的被刺痛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没有人答疑解惑,作为在国内生活几十年的华人,面对这些扭曲与断裂,他们该选择无视还是相信?这种无力感,透过家长传递给孩子,又将引起孩子融入当地圈子的深层困惑。于是,很多问题,普通人只好不去细想,但作为研究者,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重视这些问题?即使不以家国恨等宏大命题来加以重视,也应该给出一点解决这种冲突的方法,以期稍稍化解困惑者心中块垒,让他们能在异国他乡生活得畅快一些。

  美君在大孩子三年级、老二上一年级时,经历又一番艰难选择,搬回国内。来回折腾的这几年当中,美君从一个精明能干的女老板,成为更纯粹的文本意义上的“全职太太”。她的房子,出国前租给别人,再度回国,为了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她不得不去更好的学区租房住。而夫君依然留在海外,夫妻二人的离愁别绪,可不是传统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那么唯美动人。对美君来说,孩子上学、租房、教育、陪伴、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一个人独挑大梁;面对大大小小的难题,美君体会到实实在在的无人可靠。对于美君的丈夫来说,没有家庭亲情的陪伴,没有妻子的体贴照顾,没有孩子的痴缠,重新回到单身汉的状态,但是又在心里对孩子和妻子充满想念与愧疚感,这些情愫与情绪,曾一度导致夫妻关系紧张。幸运的是,美君和丈夫情比金坚,也有处理感情危机的智慧与愿望。但据我所知,并非所有的外派员工及其家属都能把面临的情感危机处理得当,很多家庭走向离散――形式上的离散以及法律关系上的离散。很多孩子缺失父母的完整陪伴,缺失小伙伴的共同玩耍……

  还有跟随外派父母至非发达国家的漂流儿童,他们除了需要面对教育的难题、圈子的融入以外,还要面对某些国家和地区动荡的政局(局势不稳定时,所有员工家属和孩子都被限制自由出行)、治安问题、民生保障(动不动就停水停电半月以上,饮用水都限制供应等)问题……

  社会或者业界,总是把关注的目光聚焦于华为公司本身,它的业绩,它的管理理念,它的科研水平,以及华为掌门人的神秘低调等等。而其身后的员工个体、员工家属,以及此文中的漂流儿童,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故事,是否也应该加以注视?华为骄人的业绩以及其符号化的高大上,似乎遮掩了其中某些个体的悲欢离合。业绩纵然重要,但正因为有了每一位华为人和他们的家属的默默付出,才让业绩不仅仅也不应该只是冰冷的数字。

  在中国企业大举进入国际化的进程中,在华为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越来越进入公众视野的当下,请大家随着我的笔端,祝福美君和千千万万个美君和他们的孩子们!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温情祝福,我们给出的也不该只是空洞的祝福。

  (作者系深圳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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